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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1-28 16:19:06  2004921
大伯公VS观世音·不一样的千字图
周刊专题

千字图早已渗透至华人社会,不少下注号码还成为了马来西亚华人的代用词。比如棺材店会选择代表“棺材”的569当电话号码或棺材车号,或商家喜欢将店名命名为代表“钞票”的932,北马地区的人们则习惯以代表“猪八戒”的584形容好色的人。诸如此类,数不胜数,可见千字图于马来西亚普及之深。

本篇将以《大伯公千字文图解书》和《观世音千字文图解书》为底本,从封面至内容各个角度,对比两者之间的异同。两者间既有相似,亦具有相异之处。

千字图早已渗透至华人社会,不少下注号码还成为了马来西亚华人的代用词。比如棺材店会选择代表“棺材”的569当电话号码或棺材车号,或商家喜欢将店名命名为代表“钞票”的932,北马地区的人们则习惯以代表“猪八戒”的584形容好色的人。诸如此类,数不胜数,可见千字图于马来西亚普及之深。

本篇将以《大伯公千字文图解书》和《观世音千字文图解书》为底本,从封面至内容各个角度,对比两者之间的异同。两者间既有相似,亦具有相异之处。

《大伯公千字文图解书》和《观世音千字文图解书》皆以神明为书面号召,即大伯公与观世音,同为作者不详。这显然是为了渲染神明的灵气,迎合赌徒的迷信心理。大伯公的形象代表南来华人的所求,即成为如大伯公一般长寿、富裕的心愿;而观世音形象以救济众人、慈悲著称。

纵观而言,大伯公和观世音是马来西亚民间普遍敬仰与崇拜的神明,拥有大量信徒,使得千字图分别以其为号召,吸引赌徒下注。

■本土与中国的不同之处


马来西亚早期本土人文事物以《大伯公千字文图解书》的方式呈现于大众眼前,对赌徒而言,是具有真实性的,因为其内容较为贴近庶民的日常生活琐事。这些内容亦成为了马来西亚早期庶民社会以及历史事件的重要信息载体。从符号学观之,有所谓“能指”与“所指”,以《大伯公千字文图解书》而言,“能指”指的是书中下注号码所对应的事项,“所指”便是意指那些对应事项所反映出的马来西亚早期庶民社会及历史事件。

反观《观世音千字文图解书》则以中国历史人物、神话人物、神兽等为对应的事项,例如号码279“武则天”、号码376“孔子”、号码673“哪吒”、号码053“麒麟”等,反映出强烈的中国性。中国性(Chineseness)主要是美学与文化上的意义,诸如中国神话、意象、意境、中国古典和现当代文库以及中国哲思,如儒、道、佛思想等。这是因为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故此,内容中才会具有浓厚的中华文化色彩,体现南来华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关系,乃华人族群与当地其他民族相区别的主要特征。

《大伯公千字文图解书》和《观世音千字文图解书》的差异可分为几个部份,好比内容、语言、时间线和地域性等。内容上,两者是截然不同的,《大伯公千字文图解书》以本土性为主,《观世音千字文图解书》则是中国性为主。人物方面,《大伯公千字文图解书》记载的人物多数以职业著称,如“农夫”、“渔翁”等,《观世音千字文图解书》记载的人物则多为中国历史人物,从臣子至皇帝,数量之多,如“朱洪武”(EmperorChoo)、“文天祥”(Boon Tien Siong)、“三保太监”(Eunuch Sam Poh)等人。动物方面,《观世音千字文图解书》不论数量或种类都远超《大伯公千字文图解书》,其中还有关于许多神兽的记载,如“麒麟”、“凤凰”等神兽。

此外,《观世音千字文图解书》中并无记载任何地方名字,且以英文为翻译语言,如号码001“龙”(Dragon)。从历史人物的名字翻译来看,如号码808“周瑜”(Chew Joo)以及号码803“郑元和”(Teh Guan Hoe),所用的方言乃福建或潮州话发音,亦以福建或潮州话的拼音记载下注号码的对应事项。

再者,《观世音千字文图解书》与《大伯公千字文图解书》内所表现的历史事件也大相径庭。

《大伯公千字文图解书》蕴含的皆是马来西亚早期历史事件,例如新村的建立,而《观世音千字文图解书》则是中国早期的历史事件,如出于元代郭居敬编录《全相二十四孝诗选集》的“鹿乳供亲”等,其中的时间线和地域性便是两者间最大区别。


被安放在神台上的《大伯公千字文图解书》。


■求真字,无奇不有


自“字票”赌风风靡全马以来,各大民间庙宇相继出现了赌徒向神明求“真字”的现象。“真字”,方言称为“红公字”,意指赌徒向神明,甚至向鬼求取的下注号码,后更延伸为赌徒将周遭事物所得“灵感”对应《大伯公千字文图解书》的下注号码。许多人起初乃抱着“玩玩看”的心态去求“真字”,幸而中了奖,便食髓知味,视此为发财捷径;一旦输了钱,则不甘心,非翻本不可,以致不能自拔,进而把希望寄托于神灵之上。赌博之人,尤其滥信鬼神,更不惜以种种方法向神鬼祈求,如睡荒冢、拜树头等。

一般上,得“真字”的方式千奇百怪,如丢纸团、求字签、请乩童、做梦、名人死讯等。这些“善男信女”常可见于大大小小的庙宇中,手上摇着装有10张纸团的罐子,纸团上则写上了0至9的号码,直到他们甩出4个号码,再向神明磕头,表示若中奖便请来戏子表演等。求字签同上方式一般无二,仅是将纸团换做0至9的字签而已。通常,赌徒拿到“真字”后,便会在《大伯公千字文图解书》查询“真字”号码的对应事物,再三确认是否与自己近日接触到的事物有关联并下注。

乩童本为灵媒的一种,由神明附身于人身上,以降鸾示训警世,为普罗大众消灾做法,降福佑世。此活动称为“扶乩”,原是道教的其中一种占卜仪式。可见,乩童一开始的功能并不带有出“真字”一说。故此,乩童出“真字”的现象在1950至1960年代出现时备受批评,一般认为游手好闲或装神弄鬼之辈看穿了嗜赌之人的心理,便假借神威以“乩童”的身份乱出“真字”,以诈欺这些赌徒的钱财,这种人俗称“神棍”。在实地考察的过程中,发现“善信”除了请来祈求乩童出“真字”,亦有自带“真字”前来请示神明的,不外乎是车牌号码,或是依据今日遭遇的事查了《大伯公千字文图解书》后得出的下注号码等。华人赌徒对“真字”的信仰无奇不有,真是道尽了“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这一俗语。



各大民间庙宇不乏赌徒向神明求“真字”的现象。



■赌博风气,改变庙宇功能


民俗,即民间的风俗习惯,可谓文化与生活的双重复合体。以乩童出“真字”的现象为例,象征了马来西亚特有的民俗宗教活动,其中导致庙宇功能最重要的变异,便是从敬神至求财的心理,所谓“有买有希望,无买便无望”,大量华人的求财心理正是使得庙宇功能转变的原因,显现出华人庶民社会的赌博风气。

“真字”如今已是马来西亚颇为兴盛的庙宇活动之一,这主要源于“字票”和千字图的普及,加之赌徒的口耳相传,形成了现今所见到的“真字”现象。虽然不少人批评庙宇乩童出“真字”乃无形中鼓励人们赌博,助长了人们不切实际的想法,却无法阻止此现象之发展,反而越加兴盛。总之,由来与《大伯公千字文图解书》息息相关的“真字”现象满足了赌徒求财心理,以赌徒的传言和相关报章的渲染得以发展至今,甚至转变了庙宇功能。源于“字票”和与《大伯公千字文图解书》相关的“真字”现象深刻烙印在华人庶民社会中,成为了马来西亚特有的民俗宗教活动之记忆。

纵观《大伯公千字文图解书》的起源和历史,包含了从中国南来华人的赌博习性。《大伯公千字文图解书》在华人庶民社会中可谓无所不在,风靡大马半世纪的“百字票”至“万字票”的赌博文化亦是事实,不应被视为陋俗而拒绝接触、发掘其文化价值与意义。


文章来源 :
星洲网 2019-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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